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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波于死生之间的“摆渡人”

2021-07-23 11:41:47来源: 中国青年报

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。 郭勇/摄

一个生命逝去,数个生命重生。这不是神话传说,现实中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穿梭于死生之间,构筑一个个生命的奇迹——撮合人体器官捐献,让衰颓的生命重现蓬勃。

冲刺48小时

7月4日,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90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秀芝接到一家医院的电话,一名身患重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男孩入院后脑血管出血,情况危殆。按流程,赶到医院的吴秀芝需立即将病人病历拍照发给湘雅二医院OPO(器官捐献办公室)负责人郭勇,补充CT、B超图像等,由后方评估捐献器官的可能性。

“下一步的关键是医生对病情的判断,还有家属是否接受。”吴秀芝说,此后主治医生的诊断介绍,也是家属能否认同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。

抢救没能挽回生命,医生判断男孩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。在吴秀芝和医生的劝说下,悲痛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,他们希望能在他人的身上看到儿子的存在。

湘雅二医院评估的结果是器官捐赠可行,正要实施手术时,男孩父亲提出希望按照家乡风俗,阴历二十七(7月6日)过后再做。为了尊重家人意愿,吴秀芝联系对方医院继续保持治疗,并在医院跟踪进展。

7月5日凌晨5时,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来电,另一位患者家属有意捐献器官。

两次OPO工作形成重叠交叉,这在单个工作人员的经历中都是罕见的,工作量极其繁重,稍有差错,就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。

新的捐赠者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,乘坐火车经过长沙时突然脑出血。7月2日收到讯息后,吴秀芝来到医院与患者家属联系,对病况进行评估后,经过多次沟通,得到了家属的理解。

7月5日凌晨,这位患者病情恶化宣告不治。来不及吃早饭的吴秀芝驱车直奔医院,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,协调各个医院部门,签证文件收集资料,联系本院医生来进行手术,计算患者余下的医药费用、发放补助,安抚家属……

这次捐献的肝脏和眼角膜,可以让一名肝病患者有复生的希望,两人重见光明。

从凌晨5时到12时,吴秀芝需要在不同的楼层来回奔波,为了协调医院各个部门,并及时跟家属沟通解释各个环节,她手机满格的电量很快就被清零。7个小时忙下来,吴秀芝觉得自己好像也“清零了”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让吴秀芝欣慰的是,在送她上车时,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含泪向她致谢,“快回去休息吧,你们是真的把这当成了事业的人!”

“人家刚奉献了大爱,却还在关心你,一下子存在感暴增。”吴秀芝说,她简单吃了个中饭就赶到另一家医院,对那个男孩的病况做跟踪、评估,并预先联系好前期的工作安排,直到深夜才回家。

第二天一觉醒来,吴秀芝又立即赶到这家医院,将上一个捐献者的“功课”几乎重复了一遍。直到7月7日凌晨3时,那个脑出血的男孩被送进手术室。男孩的肝脏捐给了两名患者,加上肾脏和眼角膜,6个人的生命由此焕发新生。

回到家中,拖着一身疲惫的吴秀芝在父母怜爱的目光中倒床就睡。

4年间,这个年轻的90后在同事们的支持下,成功协调完成了70多例捐献,帮助逾百人获得新生。

凌晨3时的砸门人

长相甜美心思灵巧的吴秀芝的业务分区是在长沙市内,而1991年出生的马望宗则和另一名男同事被派驻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“抓业务”。

初入行时,他曾遭遇了惊险一幕。

2014年湖南省邵阳武冈市,四川某地的一个团队到当地包了一个工程项目。不久,一名20多岁的工人在工地上出了安全事故,经过一番抢救仍无法挽回该男子性命。武冈市人民医院的科室主任向男子父母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工作后,哀痛的家属最终决定联系湘雅二医院捐献孩子器官。

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,在凌晨3时左右与家属见面。

到医院与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交谈不久,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和凶狠的叫喊声,数个拳头用力地砸在大门上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。

“刚出道”的马望宗壮着胆子询问对方的身份和来意,几名壮汉声称是受伤工人的兄弟,并威胁马望宗不要跟自己的“母亲”乱讲话。

“我当时一头雾水,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,没有兄弟,心里便怀疑有诈。”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,一边用脚死死顶住门沿,大声与对方沟通。

一番对话后,他才明白——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,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,于是带人过来闹事。得知真相后,这伙人才悻悻离去。

“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,甚至还有误解。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,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。”7月8日,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,目前他们科室10人,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。除他之外,一人为85后,其余都是90后。这些年来,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,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,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,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。

郭勇回忆,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、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,由于民众不解,遇上吐口水、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。

2012年左右,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。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,盯着他看了一会,称她去商量下就回,让郭勇就地等候。

结果几分钟后,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,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“搞器官的”。亏得他反应快,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。

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、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,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,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。2011年湖南做了第一例,2012年做了7例。当时,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。

“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,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。当时记得,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∶200。”他回想,当时有些患者经济条件不好的,或者轮候不到的,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。

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。

多位接受采访的OPO人士表示,在政府动员和媒体的频繁报道下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。

常年奔波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怀化市下辖几个县区的马望宗透露,当地卫生部门开医院工作会议时,都会强调对这项工作要给予支持,并层层传达,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方便。而实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,那种言语激愤甚至动手的情况已经罕见。

2015年1月16日,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。她弥留之际提出,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。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,被媒体广为报道,这项“让生命接力前行”的事业,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。

2019年5月21日,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,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——集体签署志愿书,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。

“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,如果能救别人,何乐不为?”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》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,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,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。

2020年5月,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,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。弥留之际,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,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。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,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。她说,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,更想让女儿走得有价值。

据悉,截至2021年7月15日,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。截至今年6月30日,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,捐献器官103293个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。

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生还有人性光辉

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称,从已经捐献的800多人看,疾病与意外伤害各占一部分。其中低年龄段的小朋友,约占了10%-15%左右。18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占总数30%左右。这是因为工作意外和交通事故居多。40岁-60岁的捐献者多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。而为了“搭桥”促成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,协调员与医院要付出很多努力。

他说,国家法律规定,当患者心、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。而依照流程,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,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。

“这是最关键的一步,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、分管院领导的支持,从我们的数据来看,没有一例可以成功。”郭勇说,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,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。没有医生的推荐,作为“外人”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,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。

按照目前的法规,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,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: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,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,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。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,新的病人进不来……

最让医生头痛的是,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,麻烦更是一堆。

数据显示,理解但不愿意具体支持这一工作的医疗机构,仍占有相当比例。

OPO最基础的环节,是患者家属的支持。考虑到做出无偿捐献的家庭在医院诊疗期间会有巨大开销,政府规定,实施移植手术的医院在费用中提取部分用于补助捐献者家属。实际上这笔开支往往会用于结算捐献者的医疗欠费。

多年数据显示,湖南省境内参加捐献的患者平均每人大致会因此结算3万-5万元的医疗费用,这几乎相当于基层县医院一周左右的ICU病房费用。

而具体促成捐献成功的因素,还包括对患者病情的细致评估,协调员苦口婆心地劝说,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。

吴秀芝直言工作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——一方面同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,另一方面又知道患者的离去有机会让其他人获得新生。“家属期望亲人能早日恢复,而知情的你感同身受,只能小心地触碰那个敏感点,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来回。”

她回忆在7年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,甚至让擅长交流的自己都压抑得难以启齿:一个名叫羽翔的男孩,患有脑血管畸形,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了一个多月,仍然没有挽回生命。在孩子2岁、6岁时,脑血管畸形,这颗埋在孩子身上的不定时炸弹,曾两度威胁到其生命,都是几经抢救而挽回。

“我看着她,无数次祈祷,无数次失落,哀伤一点一点地抽走她的坚强意志。你真不好开口去打扰一个多次从死神那里要回孩子的母亲,只能给予无声的陪伴。”吴秀芝说,出乎意料的是,当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捐献器官时,却获得了同意。羽翔的妈妈说,羽翔从小有一颗善良的心,母子俩走在街上,看到乞讨的人,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,看到汗流浃背的环卫工人,孩子总会要求妈妈,去买水给他们喝……

这位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坚持认为,孩子一定愿意在离开人世后为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而自豪。

吴秀芝说,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那天,天寒地冻,但她心中却充满了感动——不仅仅是又将有3个生命因此得到重生,更多的是因为这对母子散发出的人性光辉,让她分明感受到一次生命的洗礼!若干年后的医师节,她曾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代表讲述了这个故事,期望这样的善意被更多人传递。

扎根怀化的马望宗感同身受。他认为,工作中这样的情感拉锯和洗礼,精神压力相当大,一种难以名状的纠结,是驱使他前行的动力,也是一种束缚。

他表示,虽然部门没有硬性的指标考核,但是既然担负这一职责,就得不断努力。然而,在一些偏远山区,地方风俗也会对捐献工作造成意外的困难,甚至占拒绝总数的六成以上。“很多家属其实愿意,但他们不想回老家后被人指指点点。”

他建议学校教育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,或者推行一些讲座,年轻一代的观念改变了,就能坦然面对类似的事情了。

800户“亲属”

6月22日上午,郭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:一个湖南邵东县的捐献者家属来电求援,自家亲弟弟摔伤了,并且可能视神经损伤。由于这个手术当地县医院做不了,他期望到湘雅二医院来就诊。但当前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没床位,担心会耽误对方治疗,于是郭勇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朋友打去电话,希望能帮一次忙。

“你买了一台车,4S店会给你做售后服务。捐献者是挽救过别人生命的人,我们自然也要做免费的‘售后服务’——帮人联系看病。”郭勇称,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他相当于是800多个捐献者家庭的家属。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,他和同事与捐赠者家属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联系。他们看病遇到问题,很多人都会找过来。

郭勇坦言,求援的人数多了后,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力有不逮,难承重负了。为此他曾和湖南省红十字会提出多次建议,组建相关的志愿服务队伍。他举例说,依照目前速度,10年后医院OPO接受的总捐献人数能超过2000个。2000个家庭的医疗援助和联系显然不是他们科室10个人能担负的。

协调员吴秀芝也有同样境况。

她说,就在7月10日,一位捐献者的家人打来电话,说父亲脑中风了,想寻求帮助到神经内科住院。因家人没人学医,此前有什么身体不适就会让吴秀芝帮忙参考一下,或者帮他们到医院去找教授看一看。

一位协调员表示,过年时常收到捐献者家属的短信,嘘寒问暖,让人很暖心。“尤其年长的老人,他在心里会把你当成一个亲人,当他原来的孩子,成为一种寄托。”而遇到这种“亲人”求助医疗服务时,他都会认真去落实,唯恐辜负这种信任。

湘雅二医院移植科主任彭元凯透露,经过10年发展,器官捐献日渐为人熟悉,而随着国家医疗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升,加之民众生活水平提高,对于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。从移植手术的数据分析,需求与捐献之比仍然高达30倍之多。而另一方面,全国百万人的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四,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到十分之一。

很多病人因为等待过于漫长而丧失了机会。

郭勇说,在常年的奔波中,作为一名资深OPO人士,他能深切感受到同事们在器官捐献的成败交替中聚集的“负能量”,既有被使命催促的压力,也有亲历生离死别的苦闷。“迫切需要有一种心理咨询和减压机制,能让从业者驱散心里的阴霾。”他说,可能不仅是他说在医院的同事们,整个湖南10所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,那些常年从事OPO的执业者,都迫切盼望职业环境的优化和改变。

编辑: admin  审编:xj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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